对话 | 戴锦华&周轶君：女性是一种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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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读者日”中，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与写作者、纪录片导演周轶君，就“女性是一种处境”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两位嘉宾从性别身份、母女关系、女性主义内部的分化、亲密关系等维度进行了讨论。在这个不断变动的时代，女性主义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阶层固化，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经历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自动化进程。在这个不断下放与重组的过程中，所有的结构性的歧视和偏见，都将发挥作用。女性主义也势必会与阶级、种族等问题更紧密地关联。当女性是人类的一半的时候，所有跟性别相关的问题一定同时是人类社会的问题，女性主义也同时是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

01 女性是一种处境

周轶君：“女性是一种处境”，这句话是从上野千鹤子的书里摘的，当我们在讨论“女性是一种处境”的时候，自我认同的是什么？我们在讨论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戴锦华：“女性是一种处境”，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仍然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个表述的延续，女性不是生而为女性的。我们今天用性别的和高度自然化的、客观的方法来描述的男性和女性，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来都是一个文化的规定，都是一个想象，都是一个等级阶序，而在这个等级阶序当中女性就是处在较低的位置上。我想当我们说女性是一种处境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说女性不是一种真实、一种实体、一种实存。

我觉得第二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读上野千鹤子，可是为什么这一两年上野老师突然成了图书出版的热点、整个社会话题的热点，而且引起这么多女性的共鸣？我想这是一种处境的共鸣。在相对的社会富裕之后，我们不再在那个物质的困窘当中挣扎。在那个困窘当中，女性被派定了更多艰苦卓绝的、忍辱负重的状态，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机会反思自己的性别。当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时候，反而我们的性别自觉会更容易浮现出来。

周轶君：最近很多人想去了解女性主义的话题，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也不想过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毕竟我们一生下来从生理上来讲就已经是女性，我们在还没有知道很多理论的情况下已经在做实践者，很多问题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慢慢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希望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审视，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或者说我们将如何继续前行。所以我在之前跟理想国编辑交流的时候，她们也特别希望戴老师能根据自己的经历讲讲，您是怎样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多的是，您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是怎么开始对这个话题有所察觉的？我们怎样来审视自己的生活？

戴锦华：我觉得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曾经是非常个人的、非常重要的，我老说其他主义对我来说是主义，女性主义不是，女性主义对我而言是一种拯救性的力量。因为女性主义告诉我两件事，一件事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只有你才遇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群体——夸张点说是人类的一半——无数多的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女性主义教给我的第二件事是，你要学会真正地去平视你身边的男性，而不是神话他们、仰视他们，把那些男权创造的神话内在化。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曾经感到的愤怒来自于失望，因为我抱着过高的期待，希望他们像天神一样。

周轶君：对男性导师的期待是吗？

戴锦华：不光是男性导师，我们会觉得永远有几个很了不得的职业，比如说老师、律师、医生，我们心目当中的理想男性就是这样一些角色。当你明白我们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在这个现代社会中生存、挣扎的时候，你更能够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你更能够和自己相处，你开始学会接受你自己，你开始真正的发现什么是你个性的强项，什么是你个性的弱点，而不是你作为一个女人该怎样，或者你作为一个女人缺失了什么，对我来说是这样。

周轶君：听起来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无论男女。其实我对这个话题是非常后知后觉的，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比较忽视女性这个身份，因为学习的时候，没人告诉你，你不能和男生竞争谁的成绩好；工作的时候，我的职业是战地记者，在工作当中也不可能过多地关注自己的性别。

对于“女性主义”这个概念，我真的是很晚才接触到它。我记得我快30岁的时候，去剑桥读书，同班有一个法国女孩子，她就跟我聊女性主义的问题，她跟我讲的时候很愤怒地说“你居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说我主要是对这个概念比较缺乏认知。然后她跟我谈了很多，我去看了波伏娃的一段视频，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搜一下，1975年她第一次上电视的视频。

我当时是被她的那个形象震撼了，因为她之前跟萨特一样，两个人都绝对不上电视，那次是她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她当时应该年纪很大了，但却那么清晰、那么坚定地表达出自己所有的观念。节目中那位男主持也没有任何的胆怯，两个人尽管性别不同、年龄代际不同，但是在完全平等地进行交流，我当时非常感动。

我想说的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可能长期没有注意过这件事。但是就算我忽视性别的问题，慢慢地你身为女人这件事以及你所面临的不同处境是一定会浮现的。在职业上，在家庭孩子问题上，你会面临很多很多具体的问题。

戴锦华：我记得我还很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一种表述，身为女性，你的性别的经验是“占领区的平民，解放了的黑奴”。理论上是平等的，在你自己的认知中也是平等的，但是事实上你时时刻刻遭遇着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如此的琐屑，如此的微不足道，你自己都耻于去谈论它，但是你又强烈地感觉到它，像衣服上有一根刺，它会不断地刺到你，难道这个值得诉说吗？或者难道这个值得讨论吗？

周轶君：你有什么被刺到的时刻吗？

戴锦华：很多很多的时刻。比如说在公共场域中，可能你绝对不落下风，或者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弱势者。但是在比如说服饰、仪态、你的私生活上面，好像任何一个男性都可以过来给你一个指导性的意见，都会给你做出一个爱护的教导。我记得大概在我婚前，一直会有男性赞美我说，你要学会做女人，如果你能够学会做女人，那你将是多么可爱。再比如说在社交场上，碰到一个全新的男性朋友，我和他谈得好开心、好投机。之后我的女性和男性的朋友都说，我们原本希望你们发展出一种感情关系，可是你说的太多了。我说，那么我该怎样呢？他们说，也许你只坐在那里微笑就好。像类似这样的体验，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但是只有女人才知道。

02 要回家的木兰

周轶君：以前被教导说要像男孩子一样强，在某个场合还非得要会示弱。我想背后的原因，是在社会上，别人发现一个女人想要的东西，不是社会认为她应该想要的那些，比如说结婚生子，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女性无法定义了，不知道你要什么，不知道你要干嘛，所以令人恐惧。我想引出一个关于女性的欲望的问题，到底我们想要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您之前也跟很多人在不同场合讨论过花木兰的问题，我们说披上男性的外衣，进入男性的场域，才能够出人头地，才能去实现平等的地位。我在《木兰诗》里面读到另外一句话，她打完仗回来以后，“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男性可能功成名就，你打完仗了，要功名，要做尚书郎。她不要，她要回家，觉得我就是替父出征，把这事做完了，我就回家，我要亲情。

我在想，木兰作为一个女性，她到底向我们展示的是什么？是她的欲望就是和男性不一样？还是说在这个传说当中，大家塑造的木兰，这个女人这么厉害，最后她说我要回家，大家就放心了？很多女孩子现在面对的一个困境是我要工作、我要职场，但是对我的期待是结婚生子。

就我自己来说，我是有工作，但是我也结婚，也生孩子。很多人会问我你这个选择是怎么做出的，我说我也没有做太多的选择，好像它就这么发生了，但是回头看，我也在想，我的这些愿望，究竟是我天然就想要的，还是我的愿望、欲望本身也是被社会教化的结果？

戴锦华：一般来说毫无疑问是被塑造的。我记得有一次回应一个记者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你不要孩子，是不是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我带一点愤怒地反问，我身边很多男同事也没要孩子，比如钱理群老师。但是一定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男权主义者吗？你是非生主义者吗？你是不相信未来吗？我觉得这仍然是双重标准的：女性应该归属家庭，女性应该为妻为母，你不为妻为母必有所违，而男性则不然。

同样的，大家会问女性：你又做妻子又做母亲，同时又兼顾事业，你怎么处理这个困境？但是他们从来不会问一个已婚为父的男性。换句话说，家务当然就是女性的。当整个经济结构完全改变，男女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收入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必须是女性承担为妻为母的责任？

反过来我觉得可能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女性加入到社会劳动、社会生产当中，在世界范围之内已经100年了。女性进入到几乎所有男性所在的场域，但是在所有对这种社会场域的描述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同样地放置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比如说一个总裁，女总裁就要特别地突出她的女性特征，特别强调她作为一个女性是如此的狠，是如此的有决断力，而作为一个男性来说似乎就不需要特殊地去追问。

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妇女解放100年，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社会生产100年，但是女性的书写、女性的自我书写都没有新的模板。

我们是女性，这一点我们毫不犹豫，而且我自以为我是优秀的女性，我说这个“优秀”包括男性规范当中的优秀，可是这绝不是我的全部。相反，为什么当别人特别强调我的性别的时候，我感到被侵犯？比如有人说，你的电影研究做得怎样好，特别真诚地赞美我以后，长叹一声说：“作为一个女人真不容易啊！”然后我立刻不悦，觉得被冒犯了。

我们当然也知道强势者不需要加前缀，作家就是作家，但是女作家、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加前缀的一定是弱势的。强调你的性别身份，你一定是弱势的。这也同时意味着，现代女性的性别身份是难以放置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一个芒刺在背式的、细碎的、无所不在的结构性的压迫，甚至是伤害，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办法去安置我们生命的其他经验。

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妇女解放，女性参与到传统的男性的场域当中，但是所有的衡量标准，包括我们内在的追求、我们自我的规约，其实还是男权制定的那些规约。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要创造出一种不同的文化。我接着你刚才讲的，“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也许是一种女性的价值，即使我是去打仗，去抵御外侮，但我并不是为了以此来达到更高的权力层次，而是因为我对父亲的爱、我对家庭的责任。达成了这个族群的使命之后，我就很快乐地还乡。类似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不同的模板，我们有没有一种不同的价值，我们要不要在这样一个男权的也是现代主义的、竞争的、获胜的、卓越的逻辑当中走下去？

周轶君：归根到底它是一个你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而这个选择特别难，为什么？因为主流的生活方式、主流的价值观是给人带来很多安全感的，不管作为女性还是男性，你选择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都会让其他人觉得恐惧，觉得不知道要拿你怎么办，所以你会面临更多的阻力。

刚才戴老师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所谓女性的新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的真的很少。我们在讲独立女性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没有模板的。大家可能都看过或者至少听过伍尔夫说的“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句话很多时候被大家曲解了，觉得女人要有钱，甚至房地产广告会用到这句话。

最近又重读了一下《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读到三个层次。第一个当然是经济上要独立。她为什么要说经济独立这个事？当时她也是经常参加一些女性的聚会，聚会中她发现，哪怕是谁谁谁的夫人、有title的这些人，她们还是很穷，她们不知道把钱留下来投资自己的智力。从金钱的自由到智识上的自由，只有当你的智力和男性平等的时候，你才可能获得尊重。

她甚至说得很苛刻，她说一个男性，不管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他推开一间屋子，发现这里面有一半是女性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地获得一种优越感，因为他智力上比这里一半的人更高贵。其实她讲的是见识，他们见过更多的世面，因为在她的那个时代，不管女性处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都很难获得见识，不可能去看世界，就会被另一半性别的人看不起。

她讲完这个，也讨论了性别。我们有了金钱和见识上的平等自由之后，我们真的有性别上的自由吗？我自己的感觉，性别上不太能够真正做到自由，因为生理很多方面就是不一样的，男女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做到性别自如？

戴锦华：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社会的结构性的改变，这种自如需要太强的自我才能够产生。我自己几乎走过一生，才接受了我的性别，接受了在社会生存当中，我无法逃脱的我的性别的宿命，我觉得我开始变得有一点自如。

跟大家讲个轻松的小插曲，大概也是十多年前了，我自己的研究生聚在一起，私下讨论一个话题，说戴老师更像父亲还是更像母亲？毫无疑问，戴老师更像父亲，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对吧？是一个精神的、智识的引导者，而不是仅仅是呵护的、养育的角色。我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件事，是因为那一次我以一个平常心接受了这个消息，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爱、他们的善意，而不再去计较他们对我的性别的抹杀。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多少有了一点自如的状态。

而另外一种自如的状态，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么说话可能伤人，我对我身边的很多男性有了真正的同情和悲悯之情。我觉得他们不幸地和我们这样的女性共处，他们真的很艰难，我们经常使他们难以自处。因为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性别自觉，而且有一个强烈的对我们性别的意识。当我们的存在使他们不一定能够始终在性别中胜出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威胁、压迫和伤害。我有了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自如了。

可是这个真的要岁月，要累积，要长久的自我的建设，也要很多的幸运，在这一切之后我可以谈自如。总的来说我觉得那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仍然必须被改变，我们必须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可能和新的文化来适应这个男性不再是社会主要的劳动者、同时也不再是家庭主要的支撑者和供养者的事实。当这个事实已经被整体改变了如此久之后，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跟进的改变，使它真正的更平等、更合理。所有这些一定是在我们个人的努力和在整个社会的努力与改变中，才能够达成。

03 女儿与母亲

周轶君：我们俩都在2022年失去了母亲。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些关于母女的话题？因为我们都当了很长时间的女儿，现在忽然发现站在你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我们有没有可能站在女性的角度，重新去思考、看待母女之间的关系？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对你意味着什么？

戴锦华：我大概很难抽象地谈母女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父子关系在各个学科都有非常充分的讨论，甚至有很多理论的成就，也有很多思考和描述的框架，但是母女关系始终没有一个有效的框架。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学当中，所有对于女性之间关系的描述，都是男性关系的对偶词，有一个俄狄浦斯情结就有一个厄勒克特拉情结，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男性的研究模式复制转移到女性身上之后很难成立。

我必须说我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动力，就是我不想变成我妈妈。我觉得我妈妈或者说我妈妈那一代人，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第一代。她们那代人的艰难就在于，一方面她们完全和男同事一样，是中国20世纪50到70年代那个艰难工业化的时代中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她们整个的性别文化和性别分工没有任何改变。

我妈妈承担所有的扶老携幼、相夫教子，同时她好胜心极强，做事要比别人做得好一万倍，这些使得她非常疲惫，力不胜任，然后就导致脾气很坏。她们那代人内心的挫败、压力，是无名的。她们不能表露，也不知道如何表露，她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对的。她们内心的那种不安，那种不确定，是我当时特别强烈地感觉到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正是通过她们那一代人，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会知道在这样一个双重的社会角色、双重的社会要求之下，我们必须有性别的自觉，我们必须让自己做出调整，让自己去认知。

同时这样一种压力、这样一个社会与家庭双方抽空榨干母亲那代人的生命时间的状态，使她们始终不能发展出关于自我、关于自己生活的线索。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把我妈妈从海外接回到我身边，陪伴她，我说的是完全形而下的陪伴，我跟她一起住了33年，直到她停止呼吸。在这33年当中，我有时候会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因为此前她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岁月中她还是不能安置自己。

我尽我所能，提供给她整个青年、中年时代匮乏的、渴望的一切，但是我觉得，虽然她自己不断地说“我好有福气”、“我好幸福”，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她并没有真正自我地、充实地、快乐地享有这个岁月。

所以我认为我们仍然逃不脱花木兰那样的处境，一边在社会场域中要经历所有的内卷、所有的竞争、所有的职业规范；一边我们又确实必须要考虑我们的内心，我觉得比社会要求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求。我们会爱上一个人，我们会由衷地因为爱想和他共度一生，由此形成的家庭和亲密关系的经营，女性仍然、必然是那个更多的付出者。

在所有这种现实面前，我们的性别自觉，包含我们要问自己：你要什么，什么是使你快乐的，什么是使你幸福的，什么不是他人要求的而是你内心渴望的东西，我觉得找到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具体的我们如何做母亲，如何做女儿，而是我们如何做一个人。我们如何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安放自我，安放自我与他人，安放自我与社会，这个可能是我在母女关系当中特别具体地感觉到的。

因为我没有做母亲，所以当母亲离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身份，你不再是一个女儿，你不再是一个在爱的重压、爱的羁绊、爱的牵系当中生活的人。我也要经历创痛之后，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安置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完成，这时候我才感受到什么是哀悼。

周轶君：我前一阵看到有一位美国的作家说的一段话，她说为什么海明威能够在一个早晨，坐在欧洲的小酒馆里面喝着酒写着小说？那是因为有一个女人在家里替他照顾孩子。她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发出一个提醒，女性就是有一种遏止不住的奉献精神，我们总是想给。

刚才戴老师说的这段话，我的母亲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是一种无限的奉献的精神，但是我又不能不公正地去批评她这样的奉献，毕竟我是她这种奉献的受益者。

我觉得一个方面，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你当然应该跟你的父母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你应该说清楚大家彼此的空间，不管是实际的还是心理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让他们为你做出奉献，又不接受他们对你生活的进入，其实也是很难的。

04 不确定的时代

周轶君：原本我们以为到了这个时候，整个人类在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当然ChatGPT等科技的问题大家也在讨论，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一些旧的冲突、旧的灾难在上演，所以大家对于时间的线性失去了感觉。原来你觉得时间一直是往前走的，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前发展，现在突然发现这种线性被中断了，所有的事情变得不确定，变得无法做长远的计划。我也很想了解这个时代有带给您的研究什么不同的视角吗？

戴锦华：一边是完全共鸣，因为我认同那个结论，整个世界正在快速地倒退回19世纪末，这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结尾的判断。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引申出来的联想：所谓19世纪末是欧洲百年和平的终结，19世纪之后是20世纪的开启，而20世纪的开启是两场相连的世界大战，所以他的这个判断不仅仅是关于进步和倒退的判断，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危机的预示。

同时他在那本书当中想要表达的是，世界倒退回19世纪那样一个严重的贫富分化，同时也是阶级固化的状态。他称作承袭型资本主义，我更喜欢豆瓣网友的翻译，叫做“拼爹资本主义”。

更大的问题在于，一边是这样的经济事实，另外一边是不论它叫元宇宙、ChatGPT、还是人工智能，它都是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的自动化进程，而我们把它表述为自动化的时候就非常直观地显示出它是一个劳动力结构重组的过程，是一个大量的劳动力洗牌的过程。而仅仅是ChatGPT这样一个应用软件的使用，已经在相关行业当中造成了相当规模的裁员。一旦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劳动力重组发生，所有的结构性的歧视和偏见都将发挥作用。

我记得20世纪末企业转轨的冲击波中，有人说我们没有专门歧视妇女，男女职工下岗的人数比例是50%、50%。但原本在类似的机关、厂矿当中就业的性别是不平等的，比如女性原本在这个机构当中的比例不到30%，但是下岗的时候成了一半一半，说明女性会优先或全部被下岗。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放逐和重组的过程当中，性别议题和年龄歧视、受教育程度、拼爹都会结合起来。

周轶君：好像最近印度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已经达到四个亿，就是在这一轮。

戴锦华：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使我们从日常生活到整个世界结构都进入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的时段。一边是信息茧房，一边是网络所造成的分众或者圈层化，使我们很难相遇，失去与差异性的人群、与差异性的观点相遇、讨论、分辨、深化的机会。

我认同那种说法，网络的结构使我们整体陷入一种认识论危机，大数据推送使我们不再获得新知。我们经常以确定去面对不确定，我们用一个确定的姿态去回应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这甚至也发生在性别议题当中。这是一个有效的斗争吗？甚至它是“相遇”吗？如果是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不论这是一个有效的抗争，还是一个遭遇的契机。而如果不是，它只是看上去战火燃起，看起来冲突发生，但其实双方都在高声地独白，因为你不倾听，因为你已经认定对方是绝对的谬误，是非正义，是邪恶。

所以从大的结构到具体的性别议题，我们都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给自己的定义是，尽管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但是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从一无所知开始，我慢慢地去学习，重新去学习，我相对冷静地去观察、去思考。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别之沟或者代沟的问题，而是此圈层内天大地大，此圈层内同气相求，而在相邻的圈层当中你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你的世界是荒谬的，是匪夷所思的。

也同样想补充一个刚才轶君所说的例子，海明威在小酒馆里喝着酒写出伟大的作品，J.K.罗琳在咖啡馆里推着婴儿车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是很多孩子的母亲，尽管她的孩子有抱怨，但是我认为她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作家，我不要加“女”字。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变化的、充满危机的世界当中，我们也许应该去获取新知，我们要走出“宅”，因为宅生存并没有改变人类的社会性生存的前提，反而使我们每个人的社会依赖性变得前所未有的深刻。我们要破次元壁，要去了解和我们存在差异的人，从差异之中尝试建立亲密关系，超越社会的巨大的鸿沟，去了解别样的人群、异样的人群。

因为我觉得，女性是一种处境，女性是很多种处境，女性是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处境的承受者。我们要发现这种处境，同时不要陷落在这种处境当中，而是去了解这个世界整体的处境和在这个整体处境当中人们的不同处境。

05 激进还是保守？

周轶君：在网络上，有一些保守还是激进、温和还是激进的女权的对立，如何看待这样的内部分化，必须要激进吗？怎样的女性主义讨论是更有意义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推动女性主义的进步？

戴锦华：这个问题是个陷阱，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做出选择说哪个是正确的女性主义。我可以明确做出选择的是，我不认同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完全无助于我们改变越来越暴力的世界。取消文化可以惩戒我们中间的某些不纯洁者，但是无助于改变对我们造成压迫、迫害的权力结构，这是我自己可以明确地表述的，而其他的我很难做出选择。

我在第三世界研究的过程当中，从拉美的反抗者那里学到最宝贵的一课，对我的个人生命也有极大帮助的一课，叫拒绝悲情，拒绝悲情政治。在历史传统当中通常是右翼的乡愁、左翼的悲情。右翼总说天堂沦落了，田园都被摧毁了，以前的岁月多么好，最典型的一句话叫做“没有经历过革命以前岁月的人，哪知道什么是生活的甜蜜”。而左翼的悲情就是，总是满腔悲愤地指出压迫者、资本家、权势者他们是多么的不义，多么的邪恶，他们多少暴行，以至我们的正义不言自明了。

而近年来则变成了左翼的乡愁、右翼的悲情，这个反转非常有意思。左翼提那些曾经有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好年代；右翼说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些穷人、这些少数族群、这些新移民、这些女人，他们多么猖狂、多么邪恶，他们摧毁了我们世界的秩序和优雅。

无论怎样变化，我从拉美的反抗者那里学到的是拒绝悲情。对我来说，拒绝悲情政治意味着两条：第一条就是历数迫害者、压迫者的不义，无助于建立自己的正义。敌手的不义不能使你自己的正义不言自明，你要去思考你的正义，你要明确地大声地说出我要什么，我如何去实现我渴望的目标。另外一个层次，不让敌手的不义变成一种内在的伤害我、摧毁我的力量，相反我尽可能地把他们事实上做出的这种伤害，从我的身体里移出去，保持一个饱满的、快乐的、建设的、建构的生命状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能在大家不同的主张、不同的选择当中做出判断，但是我非常希望分享这样一种态度，这个问题不在于说激进、或者温和、或者保守，总的来说，激进和保守就像左翼和右翼一样，都是被具体的历史情境所规定的，而且他们都是一个相对关系，永远是在相对关系当中才能够确认的。对于激进派别来说，可能有更激进的激进派，因此他成了保守；对于保守派别来说，可能在他们内部会指认出一些激进分子，左与右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历史的结构的定义，这种命名本身就会成为标签或者污名化的一种手段。

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去使用我们今天已经赢得的这个空间，这个选择的可能和权利？如何问自己我要什么？如何在共同的性别和共同的命运之下相互扶助，携起手来？如何去挣脱内在的和外在的、很多时候更多的是内在的自我束缚？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资格回答什么是女性主义，每个人都可以去实践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对我不是一种“主义”，它是我生命当中一个最有力量的支撑，同时它也是我思考和观察所有问题的时候最内在的角度。一般来说我也对性别议题的讨论高悬免战牌，不是因为我担心这个问题敏感，或者这个问题可能引发非议，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被抽象地抽离出来讨论。因为当女性是人类的一半的时候，所有跟性别相关的问题一定同时是人类的问题，一定是人类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同时联系着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地域、南北世界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差异和冲突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也同时是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

06 亲密关系

周轶君：有个年轻女孩提问，她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不太能安放自己。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是为什么如今我们依然很难获得特别长久的亲密关系？

戴锦华：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一个议题，就是亲密关系的缺失和对亲密关系的拒绝。在对文学、电影这些作品和社会场域的观察中，我发现整体来说我们好像越来越不需要亲密关系，或者说我们更多地表达出对亲密关系的拒绝。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还没有想清楚，还没有结论，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网络生存的结构性的结果。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不需要他人，或者说我们可以隔着屏幕，满足于在网络中与他人的相遇。这样的生存的自足感或者封闭感，会造成我对与一个肉身的人、与一个同我一样的个体和主体相遇感到麻烦或恐惧，这是网络生存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几乎生活在屏幕上面，我们把屏幕当作我们与他人、我们与世界、我们与一切的界面的时候，其实它在结构性地召唤一种自恋文化。就像一度覆盖全球的自拍文化，你在任何美丽的、奇特的空间和关键性的时刻，都能看到人们举着手机，但是他们一定背对着美景，面朝着虚空，45°角灿烂微笑。你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而且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被驱逐过，“你入画了，赶快走”。

这种无穷无尽的自拍，使我们把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当作个人的背景图，甚至不想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它，只想让它成为我们形象的衬景。整个网络和屏幕养成我们所有的看，不是望出去，而是看回来。就是所谓拉康心理学说的，什么叫凝视？我是被看的，我是一幅图画，当我们凝视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象的是一个朝向自己的眼睛。

这样一种文化造成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接受亲密关系，我们想象亲密关系的唯一方式是想象另一个自己。最近太多的科幻小说，包括网文，经常会写：我有感情障碍，我不能和他建立亲密关系，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完美恋人，幸福无比，最后发现是一个机器人，而他所有的内核都是我自己，所以我才感到如此的无间与满足。

我最近在阅读一些临床精神病学者的著作，他们普遍观察到，当我们拒绝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享有自由和快乐，相反会产生忧郁症。各种各样的心理疾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忧郁症以每年7%—13%的速率增长，这么多的孩子对人生毫无意趣。

换句话说，从心理学、从社会学、从文艺的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他人，我们需要亲密关系。当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当我们拒绝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生病，或者说这个社会病了。而很多时候大家拒绝亲密关系是因为我们不想付出代价，因为好麻烦。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经历了经营亲密关系的过程，我们知道其中的艰难、辛酸、委屈、代价，但是我们也毕生地享有了亲密关系的支持和给予。而所谓的亲密关系绝不仅仅是爱情和婚姻，绝不仅仅是异性伴侣或者同性伴侣，它是非常广义的，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看到他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没有“他”，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他”。

最近我在重读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总体与无限》。列维纳斯作为一个刚刚经历大屠杀的犹太哲学家，他在讲一个和拉康完全不同的理论：我们望出去不是要望见自己，望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张不同的脸，他跟你的不同是不可跨越的，是不可抹除的，是不可能用我的“我”吞噬你的这张脸所言说的“他”。而当我们看见这张脸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凝视，然后我们知道他，我们接受他，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由无数多的差异的“他”——我也是一个“他”——组成的时候，一种社会性的丰富和丰盈，可以战胜我们个体的孤独和弱小。

所以对我来说，亲密关系既是当下文化的和社会的具体的表象，也是我们如何回应现代文明和世界性危机的问题，这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而且也只有我们每个人去做的时候，这个问题也许才能够有一点点改善。

本文原载于公号“理想国imaginist”，感谢公号“理想国imaginist”和戴锦华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朱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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